中国人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重含蓄，并以含蓄为美，传统“福”文化以一个“福”字来表达远远不够，需要一系列人人皆能意会的象征符号来传递。自然界中的蝙蝠，其形状与颜色并不美甚至丑陋，但因“蝠”与“福”谐音，因此“有幸”成为中国传统“福”文化中一个吉祥的符号，并逐渐演绎成极具中华特性的美妙纹饰。

一、影视艺术、文学作品中的蝙蝠形象

现今四五十岁的国人，见过蝙蝠的，都知道蝙蝠外形丑陋叫声尖利，很难想象这种丑陋的夜行动物怎么会成为传统文化中“福”的象征。改革开放后，中国引进了一些惊悚恐怖片，如美国电影《蝙蝠》，电影里面每当凶杀案出现时，总会在黑夜里飞过一只或几只黑色的大蝙蝠，场景极其恐惧，以至于当时一些女孩黑夜不敢关灯独处。

香港惊悚恐怖电影《红蝙蝠公寓》，剧情是在一个叫红蝙蝠的公寓里发生的怪异凶案。电影描写红蝙蝠公寓会有一只展翅的大红蝙蝠，瞪着恐惧的眼睛。人们误以为有蝙蝠就会不吉利，会有灾难。其实我们误解了这部电影中出现的红蝙蝠，如果蝙蝠不吉利，商家不会给自己的公寓取名 “红蝙蝠公寓”。香港保留了传统的中华文化，用蝙蝠寓意美好，福气到了。《酉阳杂俎》记载：“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在香港一带的南方人看来，红色蝙蝠和其所喜欢栖息的美人蕉有剧毒，电影导演用红蝙蝠寓意贪婪的不端行为有剧毒，会带来血灾。汉焦赣《易林·豫之小畜》：“蝙蝠夜藏，不敢昼行。”电影巧妙地用蝙蝠黑夜活动，暗喻香港社会的阴暗面，谋杀只能隐藏在黑夜里。而我们由于文化断层只看到了红蝙蝠的恐怖狰狞。

1986年美国电影《鳄鱼邓迪》里土著人吃蝙蝠，看得人大倒胃口。苏东坡流放海南岛，其在《闻子由瘦》里写道：“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记述了宋代少数民族曾有食鼠及蝙蝠的习俗。京剧《三打白骨精》丰富了剧中妖精种类，却未见蝙蝠妖精。西方文化作品的蝙蝠形象亦影响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西游记》剧组，他们给白骨夫人添加的帮手蝙蝠精原著里是没有的。原著中白骨夫人说“若过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不服我所管了”,势力范围仅四十里的白虎岭，白骨精三次出阵都单枪匹马，没有手下相随。《西游记》剧组怜惜白骨夫人加进去一个蝙蝠精。以后的动画片《葫芦娃小金刚》，电视剧《济公活佛》》都出现了蝙蝠精，其实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无人会把蝙蝠写成妖怪。

二、中国古人为何喜爱蝙蝠

“悬崖多蝙蝠，往往寿千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祈福文化中,其貌不扬的小动物蝙蝠独占鳌头。我们通常认为蝙蝠的“蝠”和“福”谐音，因此蝙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奉为吉祥之物。

现代研究已知蝙蝠种类繁多，在世界上约有九百多种，分大蝙蝠和小蝙蝠两大类。蝙蝠既栖息于自然环境，也可寄居人工环境。活动在屋檐下、墙壁缝以及树林果园内的是家蝠，属于小蝙蝠。古人在夜晚,看到蝙蝠在黑夜中，悄然无声的穿梭兜圈,飞行轨迹翻腾盘旋。在古代缺乏照明的夜晚，人们也看不到蝙蝠外貌丑陋，只能看见形似鼠的小动物展翅飞翔。

蝙蝠飞行时和长有羽翼的鸟类又不同，十二生肖子鼠排第一，蝙蝠俗言老鼠所化，民间叫“燕么虎子”，是耗子吃咸盐多了变成的。五代马缟说：“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飞鼠。”中国古人梦想翱翔天空！祈望丑的东西变成美好的。看到丑陋弱小的老鼠生着翅子飞翔自如，感到神秘莫测。小精灵飞入室内也未主动攻击人，经常倒挂山洞或者房檐下，和人的目光不对立。唐代李白有诗云:“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上古时人类称呼一般动物皆是单字，如家畜类：猪、马、牛、羊、兔、猫、狗等；家禽类：如鸡、鸭、鹅、鸽；猛兽类：豺、狼、虎、豹等。称呼传说中的灵兽则是两个字：白矖、螣蛇、白泽、麒麟。原始人类为避寒暑风雨，防猛兽袭击，多栖居自然岩洞或树上。蝙蝠为方便地猎取食物，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人类的居住地附近。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古人居住的洞穴亦是盘踞着蝙蝠，人类在未驯化其它动物之前同蝙蝠朝夕相处。现代医学证实，蝙蝠身上确实携带了超过100多种毒性极大、凶险无比的病毒，有埃博拉、狂犬病、SARS 等等，但病毒不能对它们造成任何伤害。同样的病毒，寄生在人类或者其它动物身体内，必死无疑。尽管如此，蝙蝠与中国古代人类共处却相安无事，并没有引发瘟疫或者重大恶性疾病。

古人依蝙蝠倒悬的形态将其取名为“

”。古代缺乏防蚊虫的设备和药剂，蚊虫毒物侵袭不胜其烦，漫长黑夜里蝙蝠入室飞翔，捕捉蚊虫等为食物。蒲松龄写过一首《驱蚊歌》：“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族安群民。”蝙蝠使人们免受蚊虫毒物叮咬，古人觉得蝙蝠能去五毒驱赶鬼怪，有巡夜保平安的作用。有诗云：“时闻有仙鼠，窃药檐隙间。”古人认为家有老鼠意味着五谷丰登，家来蝙蝠视为安康幸福！在古人朴素的世界观里，不常见的走兽、植物、天地间的异物，常被认为是祥瑞。蝙蝠亦是有益动物，善于捕食苍蝇、蚊子等有害昆虫，又能给植物传花授粉。蝙蝠在人类生产活动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故而古人又给“蝙”这种小动物加一个“蝠”字，即“蝙蝠”。古人认为蝙蝠是祥瑞之兽，很喜爱它，“福”文化中应该是先有“蝠”音，而后逐渐把“蝠”通“福”。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蝙蝠元素

中国人喜欢借助谐音，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以及各种器物，都可成为民间社会的美好寄托，如瓶谐“平（安）”、鱼谐“余”，连“鸡爪”因为音近“吉兆”，也成为美好的事物。而谐音不好以及其他不吉利的动植物，则不被喜爱。“8”字，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一些地区发音为“发”，有发财的意思，以至于“8”字在社会上非常受欢迎，“4”字音“死”，大家厌弃。

笔者在齐齐哈尔中国达斡尔第一村——哈拉新村，发现一座老建筑，正门匾额上雕刻着一只巨大的栩栩如生的蝙蝠，四周环绕四个小蝙蝠纹，大蝙蝠脸庞圆润，大耳朵，微开的嘴中有两颗板牙，面带微笑,憨态可掬。中原汉文化的蝙蝠图案对于蝙蝠的腿脚几乎都隐去，其实蝙蝠的脚上有种特殊肌腱，让它们吊得十分牢固。哈拉村的这只大蝙蝠“神似”中略带“形似”，后肢脚爪美化成紧握的拳头。达斡尔族认为蝙蝠上门是喜事，意味着“五福临门”。

单个红色大蝙蝠则是走大运的象征！像达斡尔族热爱蝙蝠的现象，在中华各民族中非常广泛。中华传统文化里，蝙蝠是“福”的象征，旧时建筑、服饰、器物上也常用蝙蝠造型，婚嫁、寿诞等喜庆妇女头上戴的绒花以及文房四宝的墨盒和笔洗都有内含蝙蝠的吉祥图案。

蝙蝠是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吉祥符号。通常蝙蝠纹样极少孤立存在，其更多与其他纹饰相配合，中华文化中有如下几种常见组合：

“五福捧寿”是在五只蝙蝠中间雕一寿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福至心灵”由蝙蝠、寿桃、灵芝组成。“多福多寿”是把多只蝙蝠与寿桃刻在一起。“福禄寿僖”将蝙蝠和梅花鹿、寿桃、喜鹊为伍。红色蝙蝠，寓意“鸿福齐天”或“鸿福无量”。蝙蝠口衔盘再伴以祥云，象征福之绵绵无穷。

由于蝙蝠其貌不扬和夜行的习性，总是使人感到可怕。在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蝙蝠形象却不多见，诗词歌赋中少之又少，神魔小说《封神榜》《西游记》里无蝙蝠精或妖，蒲松龄《聊斋志异》疑似有蝙蝠仙。吴承恩在《西游记》里没写蝙蝠精，出现两次蝙蝠的形象，一是孙悟空在小雷音寺变化的，“摇身一变，变做一个仙鼠，俗名蝙蝠”，模样可爱至极。巧得很，还是在小雷音寺，有蝙蝠伴飞的北方玄武七宿第三宿“女土蝠”，随同二十八星宿一起解救遇难的唐僧师徒。

中国出现蝙蝠的不佳形象首推明代冯梦龙的《笑府·蝙蝠骑墙》：“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用？......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贺与？’”冯梦龙的蝙蝠形象应该来源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带进中国的伊索寓言《鸟、兽和蝙蝠》。此后的蝙蝠形象受损不大。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写了一个恶人经常演化成蝙蝠害人，那恶人“就如一个大蝙蝠模样，浑身黑白花纹”，但他终究深受中华福文化熏陶，对蝙蝠并不十分厌恶，也不愿意去伤害蝙蝠。于是他说李氏擒住蝙蝠后，“拿个篮儿盖好了，恐猫鼠之类害他”。随后在庞老人家属一再请求下，释放了蝙蝠。

中世纪时，形状怪异，黑夜出没的蝙蝠常被视为恐怖的象征，吸血蝙蝠、黑暗之神，和恶魔有着扯不开的关系。明代开始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而基督教中蝙蝠属于似鸟而非鸟，似鼠而非鼠的“两面派”，故被归类为可憎的鸟。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很多人认为西方人注重实际观察，得到的结论是蝙蝠吸血携带病毒，并传染各种疾病；中华文化对蝙蝠只是看重它的谐音寓意。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全世界70%的蝙蝠吃昆虫，只有3种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为生，而且吸血蝙蝠主要分布在美洲大陆，中国境内没有这种生物，吸血蝙蝠以吸食鸟类血液为主，几乎不吸食人类的鲜血。这样看来中国人观察到的蝙蝠习性还是很细致科学的。

民国时期鲁迅在《谈蝙蝠》一文中说：“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鲁迅认为西方人不喜欢蝙蝠，推源祸始，恐怕是伊索寓言里塑造了蝙蝠的骑墙形象。当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时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代表吉祥寓意的动物，逐渐被贴上了邪恶的标签，甚至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亦被说成邪恶的。蝙蝠在以后的岁月成了时好时坏，亦正亦邪的符号。故而一些年轻人都认为蝙蝠是邪恶的象征，不祥之物。

四、钟馗和蝙蝠组合：“活雷达”功能在古代民间文化中的运用

唐朝为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一黑一白两个大蝙蝠形象，白的是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黑的是鬼王钟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相貌奇异丑陋，符合蝙蝠特性。《太平广记·神仙二十二》称张果老自称是尧帝时人，是天地混沌初分时一白蝙蝠精，后得道成仙，张果老宅心仁厚,专爱助人为乐；鬼王钟馗是黑蝙蝠变成，一身正气浩然，刚直不阿。

鬼王钟馗和黑暗之神蝙蝠相随，这在中华文化中寓意着什么？钟馗的画像或者雕刻中，总有一只或者两只蝙蝠相随。蝙蝠夜里飞翔，畅通无阻，古人以为蝙蝠眼睛好使。中医讲究吃什么补什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兽部中说：“伏翼并非禽类。蝙蝠屎可治眼疾。”

其实蝙蝠视力很弱，靠本身发出的超声波来引导飞行。蝙蝠发出的声波像波浪一样向前推进，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传到蝙蝠的耳朵里，蝙蝠就立刻改变飞行的方向。由于其“雷达”本事，古人给捉鬼的钟馗找了蝙蝠做向导助手，钟馗“青天白日不肯出，上元之夜始出为游遨”，蝙蝠在黑夜里为钟馗导航引路，鬼在哪里就把钟馗引到哪里。其实古人并不知道蝙蝠的“雷达”功能，只是“蝠”还可以通古时道士用来驱鬼召神的神秘文书“符”，引申用来避邪、消灾之意。蝙蝠帮助钟馗抓鬼，惩恶扬善，钟馗与蝙蝠，有驱魔祈福之意。千百年后人类认识了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和信号处理方式，并发明了雷达，给飞机装上了“眼睛”。

五、中国人并不爱蝙蝠其形

东西方文化之差异，西方重形，东方取意，意在形外，形意相互渗透，蝙蝠纹饰的造型语言表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意象情感和审美取向。中国人借助蝙蝠的谐音，塑造了各种吉祥图案和寓意，却并不单独祭祀供奉蝙蝠。原因有三：一是“仙鼠犹惊燕，莎鸡欲变蛩”，蝙蝠为上仙，法力超群。明代屠隆的诗歌描绘蝙蝠居住地，是一片梦幻的仙境：“仙鼠飞飞似白鸦，灵泉尽日浴金沙。只闻洞里人吹笛，不见空中女散花”。二是有长寿、仙化和药用价值，蝙蝠生活高山岩洞里或屋檐下。活动在古人类生活圈的野生鼠类寿命一般只有1到 2 年，同体型的蝙蝠有一部分寿命高达40余年，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人类寿命较短，能自由飞翔又寿命极长的蝙蝠兴许会陪伴一个人类族群中的几代人。苏轼《洞霄宫》写道：“洞中飞鼠白鸦翻。长松怪石宜霜鬓，不用金丹苦驻颜”，生活在石洞中的蝙蝠是长寿的形象。三是蝙蝠丑陋不堪，形象不雅，人们感觉神奇而敬畏，有辟邪化煞的意义。

中国古人在神话、古典文学作品中没有把蝙蝠塑造成人的形象,更没有把蝙蝠作为害人的妖怪形象，人们不敢挑战传统文化。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亦未正面出现蝙蝠的形象，里面能找到蝙蝠痕迹的有两则：一则老男人控制“狐仙”；一则吸血老妖控制“女鬼”。蒲松龄的《上仙》一篇描写了他在1683年和朋友去济南南门外求仙看病的情形。《上仙》中说：“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长桑之术’”。梁氏女子为狐仙善于治病，控制她的一位男子老头，被奉为上仙。蒲松龄在“上仙”出场时用“如蝙蝠飞鸣”，暗喻上仙是蝙蝠精。这户善于治病的人家，实则是女子装扮成狐仙，男子装扮成蝙蝠精，虽有骗财之嫌，亦无害人。而蒲松龄的另外一篇《聂小倩》：“隐以锥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摄血以供妖饮”。写的是浙江金华有一老妖胁迫聂小倩摄取人血供老妖饮用，香港影业拍摄的《倩女幽魂》把金华老妖改编成吸血蝙蝠，则亦是近代受西方文化影响。

古代文学以暗喻的方式出现蝙蝠的形象，却没有口是心非，随机应变的“蝙蝠人”。假如把人比喻为蝙蝠则是骑墙的象征，丝毫无福文化的吉祥之意。侠义小说的秦尤绰号飞天鼠，形象猥琐,轻功好，做事见不了光，符合基本蝙蝠特性。柯镇恶是《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之首，绰号“飞天蝙蝠”，因为眼睛瞎，依靠声音辨别，相貌亦丑陋，但是个大好人，嫉恶如仇。说明金大侠虽然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国学造诣深厚，对传统文化蝙蝠的认知很深刻。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特别注重心灵的慰籍，从古至今国人对蝙蝠的追求归结为一个字——“福”。“福文化”在中华几千年文明的变迁与发展中，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对“福”的期盼与寄托，创造了丰富的“福”文化，如“蝠图饰”、春节的“福”字贴等等。明清两代是中国福文化繁荣期，蝙蝠元素在民间广泛运用，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戏曲脸谱也融入了蝙蝠的寓意和图形。戏曲《铁笼山》中的姜维，额头上有太极凰，嘴角有判官的蝙蝠嘴。20世纪初叶，中国有了商标权意识，一些生意人将蝙蝠图案注册为商标，营造了一种求 “福”的氛围。

中国人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重含蓄，并以含蓄为美，传统“福”文化以一个“福”字来表达远远不够，需要一系列人人皆能意会的象征符号来传递。自然界中的蝙蝠，其形状与颜色并不美甚至丑陋，而在中华传统“福”文化中却把蝙蝠演绎成极具中华特性的美妙纹饰。红山文化时期，古人创造了一种人面蝙蝠形玛瑙佩件，尊奉蝙蝠为神鸟，表达了古人图腾的心理崇拜，祥瑞之气油然而生。蝙蝠的造型在中华传统装饰艺术中尤为重要，中国古人借助谐音和图形，用丰富想像力和超群的智慧，把丑陋的蝙蝠美化成卷曲自如，风度翩翩惹人喜爱的祥瑞之物。蝙蝠在中国吉祥崇尚习俗中是“福”的象征，堪称是中国祈福第一吉祥物。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