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的那场令人揪心的“非典”，人们一直没有忘记追溯病毒的源头。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SARS病毒来源是“野味市场”上的果子狸。在仅得出初步猜测且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就对市场上贩卖的果子狸进行了大规模的扑杀。

人们从果子狸体内分离出类似SARS病毒的相似病毒，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病毒在果子狸身上不发病，甚至连人工感染都无法成功，更找不到果子狸传染人的证据。种种迹象表明，果子狸并非是病毒的真正源头。 因此在“非典”事件平息多年以后，传染病学家们也一直没有放下这个悬而未决的案子。

2013年，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袁国勇指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并非果子狸，更可能是一种名为“中华菊头蝠”的蝙蝠。 然而，作为新晋的“嫌疑犯”，蝙蝠来源说也面临当年果子狸证据不足的困境，研究发现从中华菊头蝠体内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与感染人类的SARS病毒存在关键性差异，不能利用人与果子狸的受体，也就意味着这种病毒仅限于蝙蝠的内部交流。

尽管没有找到能够“定罪”的证据，但是这个假说给科学家们提供了正确的侦破方向。为了解决这桩“悬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和崔杰对全国各地的大量菊头蝠进行取样。他们对生活在洞中的蝙蝠进行了长达5年的监测，收集新鲜的蝙蝠粪便和肛拭子样本。终于在云南省的一处洞穴内找到类似于人类版的冠状病毒毒株。

他们对来自这些蝙蝠的15株毒株进行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它们共同包含构成人类版病毒的所有基因组组分。 尽管无单个蝙蝠包含与人类SARS冠状病毒一模一样的毒株，但是分析表明这些毒株频繁重组。这一发现基本证实了袁国勇教授的蝙蝠起源猜想。

为什么会是蝙蝠？

实际上蝙蝠在病毒的生物链里地位非凡，被尊称为“大自然的活体病毒库”，SARS仅仅是众多居住在蝙蝠体内的一种而已。

1994 年，澳大利亚亨德拉镇的一个赛马场暴发了一场疫情，杀死了14匹赛马和1个人。导致此次疫情的病毒被称为亨德拉病毒，被怀疑来自果蝠。虽然没有发现这种病毒从果蝠直接传播给马，但在实验室的感染研究表明，可能是马取食的牧草被携带病毒的果蝠胎儿组织或胎水污染导致病毒传播。另一种可能的途径是马采食果蝠吃剩的果实而被感染，人与病马接触后“中招”。

亨德拉病毒的“近亲”尼帕病毒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病毒之一，被列为生物安全4级病原。尼帕病最初在1998年到1999年间暴发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感染猪群和猪农，276人被感染，其中105人死亡。鉴于与亨德拉的近亲关系，蝙蝠成为第一个怀疑目标。研究证实，果蝠就是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2004年孟加拉国中部也暴发了尼帕疫情，感染者病死率高达75%，“凶手”也是果蝠。

除此之外，包括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狂犬病病毒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级病毒的储存宿主也都是蝙蝠。那这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偏偏是蝙蝠？

最浅显的道理很容易得出，蝙蝠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据估计全部哺乳类当中有近五分之一是蝙蝠，它们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这就意味着蝙蝠与更广泛分布的人类接触的概率相当大；而蝙蝠群居的习性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完美的环境，超高密度的亲密群居让病毒能够快速地传播。

飞行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游戏《瘟疫公司》当中，鸟类传播是传染病的重要传播手段，而蝙蝠同样也会像候鸟一样随季节变化而迁徙，极大地增加了病毒传播的范围。

但飞行的秘密还不仅仅在于活动范围这一点。为了适应飞行的生存方式，蝙蝠的代谢率比起同体型的哺乳动物甚至要更高，这也意味着更容易产生遗传物质的损伤， 因此在漫长的进化征途中，蝙蝠发展出了超强的DNA损伤修复能力。

他们几乎不会患癌症，并且寿命超长，寿命最长的小棕蝠能存活超过35年，绝大多数的品种寿命也都在10年以上，相比之下，同等体型的啮齿类大约只有两年的寿命。

超强的DNA修复能力让蝙蝠的免疫系统变得十分神奇，修复基因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能显著抑制病毒的复制。另外蝙蝠细胞耐热性奇高，在40℃的体温下仍然能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这也一定程度地抑制了病毒的复制，当然百万年的共同生活让一些病毒已经适应了高体温，这意味着在感染人类后，我们身体常规的发热机制根本无法对病毒的复制造成有效的干扰。

得益于以上的这些特性，即便被病毒感染，蝙蝠也很少出现临床症状，蝙蝠与病毒之间就这样保持着惊人的和谐，长治久安。 数百万年来这些病毒也将蝙蝠当作一个温馨的港湾，在它们的体内成长进化，直到有朝一日某个能走出家门的子孙诞生。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